《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6月16日的一篇报道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

近年来，至少有6家中国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在波士顿和硅谷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美国基因泰克公司的前医疗主管埃里克·亨德里克（Eric Hedrick），曾在该公司联合领导开发了轰动一时的抗癌药物阿瓦斯丁（Avastin）。

在2015年，他以顾问的身份成为了百济神州科技有限公司（BeiGene）的首位美国员工，后来被任命为首席医疗官。

现年54岁的亨德里克说，他想站在中国生物技术繁荣的前沿。他还说服了基因泰克公司的其他同事来到百济神州，这帮助百济神州将其在美国的员工数量扩大到今天的400多人，在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都设有办事处。该公司的三种实验性药物正在美国进行后期试验。

在百济神州找到亨德里克之前，亨德里克说他“不知道中国公司的创新速度如此之快”。

《华尔街日报》表示，百济神州公司网络的迅速扩张凸显出，从汽车到科技，那些努力成为全球参与者的中国企业正在美国开设分支机构，以吸引人才。

美国本土人才对中国生物技术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的药物需要在美国进行药物测试才能获得批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则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将创新药物或非仿制药引入美国。

随着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向海外扩张，留住顶尖人才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

强生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与任何成长型行业一样，对有经验的领导者的需求自然在上升”。

多年来，许多受过西方培训的中国科学家进入美国制药业工作，帮助设计能带来数十亿美元销售额的药物。但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中国的初创企业。

总部位于上海、成立四年的生物科技公司再鼎医药（Zai Lab）的首席运营官就是中国人，此前曾担任强生制药部门的全球并购主管。自去年末上任以来，他已在硅谷聘请了10名研究人员，加入再鼎医药实验室的药物研发工作。

领导美国研究团队的分子生物学家彼得·布拉姆斯（Peter Brams）在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工作了近十年，去年年底加入了再鼎医药。他说，为崛起的初创企业工作意味着“从零开始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并开始影响它”。

对于员工来说，从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跳槽到总部位于中国的初创企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公司经理们说，他们很难留住既不会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又不愿承担风险的员工。

百济神州首席执行长奥勒（John Oyler）说，加入初创公司的员工往往会发现这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支持高层职能人员的员工也会更少，“大公司的很多人都不习惯这样，”他说。

在百济神州，亨德里克博士说，他认为自己的赌赢了。起初，一些朋友对他的举动嗤之以鼻，但他说，随着中国的药物在美国主要医疗会议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现在有更多的人相信这一点。”

目前没有数据显示有多少美国制药企业高管已跳槽至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但预计这一数字还会上升。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癌症会议上，FDA肿瘤卓越中心（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主任理查德?帕兹杜尔（Richard Pazdur）鼓励中国企业将自己的治疗方法推向市场。他说，竞争加剧可能会促使西方竞争对手降低药品在美国的价格。

《华尔街日报》称，一些在美国招聘本土员工的中国公司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目标。近来，随着中国、中国公司的崛起，美国政府一直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人才和技术外流”等理由，对中国公司进行无端指责并施加限制。